臧峰宇: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 “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张文喜:人的牺牲的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牺牲的扬弃
: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中,人的牺牲问题一直是他的核心关切。经历黑格尔和施蒂纳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马克思,聚焦于意识的、精神的牺牲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人的牺牲被经济化、有用化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类解放与一种牺牲辩证法的紧密联系。马克思强调国民经济学遗忘劳动本身。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应由此环节加以解释。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资本权力运作,重新审视“耗费经济学”的发展,并发展出一种极富批判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牺牲辩证法。
王福玲:自主性与脆弱性的纠缠
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动力源自对弱者或脆弱性的关注。主流生命伦理学主张在自主性的框架下理解脆弱性,将其解释为自主性的缺失或减少,强调对特殊脆弱群体的保护。批评者们质疑这一传统模式的合理性,指出生命伦理学以自主性为参照来阐释脆弱性,不仅忽视了人类普遍存在的脆弱性,而且也容易淡化社会责任。事实上,在人类真实的生活图景中,自主性与脆弱性总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在正确理解自主性的基础上,生命伦理学依然可以在自主性的语境下诠释脆弱性。生命伦理学需要一种整全的脆弱性理论,在接纳广义上的、人类普遍存在的脆弱性的同时,关注对特殊脆弱人群的保护。
孙中原:劳动圣人,天下奇书——论墨家合理思想
墨子是劳动圣人,《墨经》是天下奇书。墨家合理思想,与现代世界先进思想高度契合、联通接轨,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与组成部分。本文论述墨家合理思想的三个重点。第一,墨学产生的机理,学儒反儒成显学。第二,墨家科学精神的要领,巧传求故,求真务实。第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领及合理思想现代观,其劳动生产观、劳动人权观、劳动本位观、群众智慧观、人力能动观、人民价值观和兼爱平等观等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值得细为品鉴、传承与弘扬。
彭新武: “百代皆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 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